作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对“绝对主义国家”、“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等三个概念的定义加以探讨或许将大有裨益。我把这三个概念都看作是产生于欧洲的现象，但后面两个概念现在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组成部分。绝对主义国家是一种局限于欧洲16、17和18世纪早期的一种架构，我把它看作是一种由国王、君主或者诸侯所支配的政治秩序，这些人被赋予了最大限度的政治权威和制裁权，包括对暴力工具的垄断。绝对主义国家仍然属于我前面已经使用过的一个术语——阶级分化社会——的组成部分。与通常所认为的相反，其权力场所不是乡村，而是城市。“资产阶级”城市在政治上拥有部分自主权，但我们不能被这一重要性所误导（它当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即使韦伯也承认这一点），从而假定贵族或者君主的权力场所位于乡村。中世纪晚期和后中世纪时期的欧洲都与阶级分化社会的时空组织相一致，城市通常成为支配阶级的基础。与农民起义不同，城市斗争本质上就是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绝对主义时期所精心建立起来的国家架构当然成为随后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起源，由于这一原因，许多观察者似乎认为绝对主义国家与民族国家之间不存在区别。绝对主义君主所发动的战争对于塑造欧洲的版图具有持续的影响。我们不应当忘记欧洲列强之间的“连绵战火”，英国、法国、西班牙等等，它们是长期鏖战中的幸存者，但其中的大部分主角已经荡然无存。在1500年的欧洲，大致存在五百个左右的自治性政治单位：这一数字到1900年锐减至二十五个。人们经常从剧烈政治革命的角度思考从绝对主义国家向“资产阶级统治”的转变。但是，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革命冲突这一直接的过程实际上阻碍了对下述问题的理解，即资产阶级的权力集中与绝对主义国家逐渐向民族国家过渡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由此而来的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在18和19世纪的欧洲所形成的紧密结构性关联的事实。存在着忽视这些联系的三大因素：（a）已经提到的集中于革命的场景，它掩盖了欧洲绝对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所提供的有利条件；（b）集中于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劳动和商品交换普遍化的经济过程，从而忘记资产阶级的出现只会通过其所掌握的已经建立起来以国家机器为基础的统治权来进一步促进其经济目标的事实；（c）没有把民族国家与作为一系列符号、信仰和情感的民族主义区分开来。就（b）而言，我们应当记住，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并不仅仅是商品生产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的延伸。梯利似乎就表现出这种错误，他写道：我们不能认为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亲密无间”的联系，因为早期资本主义企业——例如汉萨——对于国家的形成来说完全不相干，早期强国的建立（例如法国、西班牙）并非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中心。这对于绝对主义国家时期来说诚然如此，但转变成为民族国家之后却不一样。在18世纪，欧洲尽管建立起了某些引人注目的、强大的国家中心，但准确来说，它仍然是一块“政治马赛克”（political patchwork），其中存在的是“脆弱而微妙的底纹”。这种多元性实质上是梯利等许多作者早已明确指出过的现象的结果，例如，持续存在的地方性权利，财产所有权与绝对主义君主之间的持续张力。这些情形被看作“解释”了为什么容易从个人而不是国家之间关系的角度来思考（17和）18世纪的外交。如果路易十四的确说过“朕即国家”（L’Etat c’cest Moi）这句话，他只是从法律的角度表达了一种真实的观点，因为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他是数以百万如今被称作法国人的唯一纽带，否则这些人就很可能把自己看作是郎格多克人、贝亚恩人、布里多尼人或者斯特拉斯保人。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不能从例如资本主义企业性质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也不能从国家权力的集中化当中去寻找——而是应当从我在本书前面已经描述过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变化当中去寻找。也就是说，从16世纪到19世纪早期，由于我已经提到过的原因，欧洲国家体系开始与资本主义积累彼此适应。但至少到18世纪——而且这一时间还只适用于英国——欧洲国家在时空组织方面继续表现出阶级分化社会的大部分特征。在西欧，劳动者向雇佣劳动力的转化，以及与之相伴的时间商品化和城乡关系转化成为一种“人造的城市空间”，所有这些很大程度上都只是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现象。只有随着铁路的出现，时空融合才开始剧烈收缩——一种今天仍在继续的现象。如我已经指出的，欧洲列强向世界其他部分的早期扩张主要是“远距离行动”的结果，只有通过海上的快速运动，只有通过海军的优势才有可能。在19世纪的开端，通信和陆路交通几乎与此前一样一直处于不发达状态。英国或多或少在印度牢固地站稳了脚跟，但拿破仑从罗马到巴黎所花的时间几乎与恺撒一样长久。诚如普雷德（Pred）所言，当1844年摩尔斯在巴尔的摩与华盛顿之间发送“上帝工作了”的电磁电报时，他对在场与缺场引入了一整套新的关系（就如几千年以前的书写那样）。在这之前，信息的远距离移动等同于人类身体的空间移动——总是受到非常大的限制。这里或许无需就这一点多费笔墨，但社会学家（不像现代的地理学家）通常倾向于忽视这一空间在场与缺场之间的基本渗透关系，它是作为积累过程的资本主义扩张的驱动媒介。根据相关估计，在肯尼迪遇刺的半小时之内，有大约70%的美国人民知道了这一事件。与这种即时性相比较，在1799年12月14日乔治·华盛顿去世的七天之后，这一消息才见之于纽约的报刊。只有在18世纪晚期之后的西欧和美国，民族国家才取代城市成为权力的熔炉。“资本主义革命”既是国家机构——即治理和监控的机构——性质的表现，又从根本上改变了它们。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工业化和城市空间的转换，它们巩固了资本主义蓬勃扩张的条件。这当中至为重要的一点是，资产阶级是作为一种“民族资产阶级”（national bourgeoisies）而出现的：换句话说，17和18世纪欧洲的政治革命肇始于已经存在的国家体系之内。尽管此后似乎出现了某种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舞台，国际资产阶级革命的舞台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资本主义发展于军事“战场”之中，但这一战场中的所有统治集团很快认识到，工业生产的扩张是国家生存的必要条件。暴力工具的垄断既具有其内在的含义，也具有其外在的含义，从前者来看，它与国家监控活动的扩张存在直接的关联，从后者来看，则与欧洲的“权力平衡”直接联系在一起。从内在的角度来看，暴力工具的垄断首先与警察部队的出现联系在一起，不论在什么地方，这都是一种与将暴力手段从劳动契约中驱逐出去相伴随的现象。警察与常备军（或者武装部队）之间的差异尽管洞若观火，但对于19世纪中期以来的大多数欧洲国家来说，这并不是一个从不混淆的问题，在暴力和暴力控制方面，前者表明了国家的“内在”情形，后者则表明了国家的“外在”情形。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领土当然不是什么新鲜的现象，的确，合法地“占有某一领土”似乎是所有社会形式的特征。晚期欧洲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具有极为固定和明确的边界以标示国家管理的领域。当然，要实现对暴力工具的垄断和拥有边界清晰的（得到国际承认的）管理范围，我们还必须加上对法律制定手段的垄断这一条。因此，我把民族国家界定如下：民族国家存在于由其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中，它是在具有清晰边界的领土范围内维持(15)行政垄断的一系列治理的制度形式，它的统治通过法律和对内外暴力工具的直接垄断而得以维持。在这一定义中，作为民族国家内在组成部分的“民族”指的并非民族主义情感，而是特定明确领土边界（在由其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中）范围内的行政机构的统一。只有在商品化生产打破了旧的城乡关系的条件下，只有在超越了阶级分化社会的“碎片化”的时空区域的条件下，诸如此类的行政一体化才有可能出现。我把“民族主义”看作是各种符号和信仰，它们或者为精英团体所倡导，或者为地区、种族、语言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口所持有，并且表明了他们的集体性（communality）。我这里使用的“集体性”与格尔兹的“原始情感”存在着明显的类似之处，同时剥离了与具有高度在场可得性的共同体之间的联系。民族主义情感并不必然与特定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相一致，尽管它们有时的确相互吻合。民族主义的定义必须具有某种普遍性，因为有关这一现象的研究非常清楚地表明，根本就不存在某种形成了集体性之核心的标准。例如，以19和20世纪欧洲的经验作为基础，人们可能认为共同的语言是民族主义的首要特征。但环顾世界背景，共同的语言似乎仅仅是一种例外，而不是一种规律。作为一种从18世纪晚期以来一直持续到现在的现象，民族主义在时间和事实上都与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但是，把它与民族国家混淆在一起所带来的结果，与把民族国家仅仅作为资本主义附带现象所造成的结果一样具有灾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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